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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的那个文件夹还在仓库角落，封面的蓝漆褪了大半，夹在最上面的那页，是第一张用喷墨打印机打出来的报价单。那时候打印机吐纸的声音，比现在的激光机慢三倍，每一行字都带着点洇开的毛边，就像那时候我们三个人，攥着笔的指节都有点僵，生怕哪里写错。当时阿明攥着客户的联系方式在门口转了三圈，阿凯把打印机的墨仓擦了三遍，我趴在掉漆的木桌上，把报价单上的每一个数字，都用铅笔标了两遍，连打印的墨量损耗都算进了成本里——那时候墨比纸贵，不敢浪费半分。
起家的时候，我们挤在三十平的老房子里，一台二手打印机，一张掉漆的八仙桌，连像样的沙发都没有，客户来了就搬个小马扎。第一单是本地巷口一家小商铺的画册设计，我们蹲在地上画草图，把铜版纸、哑粉纸的克重数了三遍，把每个版式的留白算到毫米，甚至连装订用的线绳粗细都纠结了半晚。最后报出的价，比后来同行的三分之一还低，但客户接过报价单的时候，指尖的温度都比别人高，说“你们是真懂我们这些小生意”。那笔钱我们赚了两千七百块，三个人分的时候，阿明买了三碗热干面，阿凯加了个卤蛋，我把剩下的钱存进了银行，想着攒够钱换个大点的打印机。
中间磨手艺的那些年，最难忘的是给咸宁本地一家老作坊做包装设计的那次。当时客户是个白发老头，手里攥着半袋自家做的酱菜，说“包装要像我们家的手艺，扎实，不花哨”。我们改了八版，从纸张的纹理到印刷的网点，甚至连报价单上的字体，都换成了老头家旧招牌的隶书体——那字体是他儿子小时候写的，歪歪扭扭但很有劲。最后客户拍着桌子说，“这才是能放进货架的东西”，而那份报价单，被老头贴在了作坊的墙上，一贴就是六年，每次有新学徒来，他都会指着那页说，“做设计，要把客户的根摸透”。
现在我们的团队，两百多位设计师全是坐班的，没有外包，没有转包，每个环节从草图到定稿，都有人盯着。阿凯早就成了负责品控的主管，每天围着打印样稿转，把每个细节抠到极致——就像当年那个擦墨仓的少年，只是现在，他的手上多了几道因捏笔磨出的茧子，和对“标准”的执念。
设计定稿后，我们会走代采，所有制作的物料都是货到付款，不垫一分钱，也不欠供应商的账。这是二十多年来我们守的规矩——哪怕利润薄一点，也要把信用放在前面，就像当年那个不敢浪费半分墨的我们，把每一笔成本都算得清清楚楚，把每一份信任都攥得紧紧的。
二十多年来，我们累计服务了七千多家客户，从街边的小铺到本地的大型企业，每一份报价单后面，都是我们攥了又攥的细节：画册用纸的克重，包装的印刷工艺，展厅的尺寸留白，甚至连Logo的配色，都要对着自然光看三遍，确保在阳光下也不刺眼。
昨晚十点多，我路过工作室，还看见靠窗的工位亮着灯，一个设计师正趴在桌上改画册的版式，电脑旁边放着半杯凉掉的茶。他手边的报价单，是今天要给咸宁本地一家新客户的，我没打扰，轻轻带上门，就像二十年前那个蹲在地上画草图的下午，我们心里的那股劲，从来没变过——还在好好做。